早前教育部规定本地私立大专院校学生必须修习“伊斯兰文明与亚洲文明”一科并及格始能毕业。此一规定，引起公众非议，尤其是非穆斯林社会，忧心此举如同向非穆斯林学生强制灌输伊斯兰教义，质疑有违宗教自由。

然而，有大学教授撰文表达不同意见，认为相关的批评乃是因为对该科目在报端上的译名望文生义，而产生的误解。教授解释，事实上该科目内容除了讲授伊斯兰文明外，也包含印度、中华文明等亚洲重大文明的介绍，故教授认为教育部规定大专生必修该科目并无不妥，反而课程设计的用意和安排，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学生对异文化有所认识和暸解，此正可对治和弥补本地各族群社会，虽长年来处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彼此在各自的文化圈生活，缺乏文化接触和交流，对异文化充斥偏见和无知之弊，故吾人应乐观其成云云。（见郑文泉，〈TITAS并非“伊斯兰文明”科目〉，《星洲日报·言路》，2013年7月16日。）

与大学自治精神相悖

教授的此番意见，恐只见秋毫，未见舆薪。盖在我看来，教育部规定大学共同必修科目，实有挫伤学术自由之虞，与大学自治精神相悖，故应予以抗议反对，而非大表欢迎。

虽然我国并未将学术自由列入宪法基本自由的保障条文，然而学术自由做为国人基本自由权应予以保障，乃是国际人权共识。如同新闻／出版自由（press freedom）一词，尽管我们无法在我国宪法条文找到，但其属于我国宪法第10条（1）(a)关于言论自由条文的保障范围，此乃一般民权常识。同理，学术自由亦需如此视之。

揆诸国外民主先进国经验，譬如根据美国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传统意见，美国宪法修正第一条，即“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其所保障的范围就包括学术自由。

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案的判决，就认为：“学术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保护对象。”因为言论自由的保障内容，必然包含思想表达自由，研究学问或学术自由。

同时，德国是最早将“学术自由”入宪的国家，远在一八四九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第一五二条就载明“学问及其授课是自由的”，并列明其所要保障的是“大学的学问研究自由”，由于在此之前德国大学教授不时会因为思想或言论不合于当权者，而面对遭到大学解雇的威胁，譬如十八世纪著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因为被指责为无神论者，而遭到耶拿大学解雇。是故，当时德国市民阶级十分注意学术自由的保障。

行政手段干预大学授课

学术自由落实在制度性保障的内容，包括大学自治、课程自主和教学自由。事实上，教育部强制规定所有大学生必须修习包括种族关系、马来西亚研究和伊斯兰文明和亚洲文明等普通科目，并必须修毕及格始能毕业，且诸如种族关系、伊斯兰文明和亚洲文明等科目，还有官订的大学教科书，要求大学讲师必须依照教科书的安排内容，在课堂上讲授。这无疑将大学视同中小学教育，企图透过教育行政手段，直接赤裸裸干涉大学教师的授课内容，如此规定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扭曲和戕害。

事实上，在一些学术先进国，诸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澳洲等国，皆无教育部强制规定大学共同必修科目的做法，有的只是各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特色和学术考虑，拟订大学自已的共同必修科目，甚至有者如剑桥大学，连大学自己规定的共同必修科目也没有，而是交由学校各院系依据自身学术专业的考虑，自行规划课程的必修科目。

所以，高教局总监莫西迪日前援引美国等地的大学为例子，称其亦有规定学生修习的必修科目，以证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毫无不当之处。（见《当今大马》报导，2013年7月19日）教育高官的谈论，若非无知，就是混淆视听，将美国各大学自定义的必修科目，当成是教育部强制规定的大学共同必修科，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尊重大学自治精神的产物，后者则是党国企图宰制操控渗透大学的教育工具。

附带一说，在美国教育事务属地方权限，故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并不负起各级学校课程设置、规划、发展等任务，其主要工作是透过编制联邦资助方案，确保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得到公平分配，以促进教育平等的落实。

整合功能应在中小学实施

诚然，我们不反对，基于完善本地民主宪政秩序，学校教育肩负若干政治、社会和文化整合的功能，但是此类国民政治意识、社会合作和文化价值的整合工作，宜在中小学阶段实施和推动。

一则大学教育并不属于国民义务教育的阶段，并非所有国人皆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反而中小学属国民基本义务教育，且避免文化偏见和歧视，应从学龄青少年开始从事相关的教育工作，大学生已是成年或接近成年，人格、思维已渐定型，不若中小学阶段较易改变。

从普及范围、教育学习阶段、教育心理学等角度而言，相关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整合教育工作，在中小学阶段广泛推行，较大学阶段更适宜且有效。再者，大学是自由追求学问，提供专业训练的地方，故大学的教学目标、方式和手段，更多是强调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教育灌溉教学任务，实有违大学精神。

因此，大学教育应在自由开放的氛围里，透过理性沟通和自由学习，从而产生思想交流和激荡，以促成学生彼此间的文化交融和理解。反之，强制必修的措施，极可能徒增校园内敷衍了事，形式文化，虚与委蛇以应付要求，无法达成原先所欲订下的教学目标，只会适得其反。

 

潘永杰是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