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新马华人学习鲁迅、纪念鲁迅的传统从战前一直至战后始终没有中辍，尤其可以从周刊或杂志见其端倪。以目前可看到的资料，1957年10月号新加坡《文艺世纪》即为纪念鲁迅逝世廿一周年出版特辑，该刊封面与封底内页有鲁迅像木刻照、为鲁迅诗治印、鲁迅手迹、鲁迅北京故居木刻照、鲁迅与木刻青年谈诃勒惠支版画。进入马来亚建国时期，纪念鲁迅的传统始终如一。

新加坡《大学青年》于1961年第6期组织鲁迅逝世廿五周年专号，吉隆坡《浪花》杂志则于1967年第22期组织卅一周年专号。五年后（1972），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杂志——《大学文艺》第4期再度出版卅六周年纪念特辑。纪念鲁迅的传统一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停歇。

在上述年代，鲁迅在马来西亚华人心目中的确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在华人青年与大学生圈子，鲁迅名副其实地成为青年的导师，也奠定了这一代年轻人与大专生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底蕴，这是在新马文坛经历50年代中期在地化选择以后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即便在立场倾向较不显著的杂志如《南洋文艺》，鲁迅与古今中外其他作家并列而成为学习与讨论对象，也所在多有。

不宁唯是，鲁迅的《阿Q正传》与其它杂文的马来文翻译也在本时期流通，成为华马跨民族交流的重要中介。马来新闻界先驱阿都沙莫宾伊斯迈（Abdul Samad Bin Ismail，已故）在此时期把《阿Q正传》翻译成马来文。

根据吴诸庆的记载，他于1955年开始着手翻译，两年后完成，之后他把译本交给密友辗转审阅，1960年初交给Geliga出版社出版。早在1951年，沙莫在紧急法令下被拘捕入狱期间开始阅读鲁迅，并已翻译鲁迅其他小说，惟出狱后底稿不慎丢失。

NONE鲁迅的普世性价值，显然超越了族界与语言的囿限。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新马两地政府一面打击左派势力，一面推动政策转向，阅读鲁迅的风潮方逐渐褪隐。无论如何，从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新马两地左翼阵营的鲁迅潮的确相当高涨，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本时期的杂志文章在文笔上趋于激进、犀利，思想也急速偏左，其中以《浪花》和《半山月刊》尤为显著。

1970年代初，马大华文学会成为左倾思想的另外一个中心，鲁迅自然被奉为青年的导师。约于1972年，由该学会文艺编委会出版的《大学文艺》第4期设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卅六周年特辑，由六篇文章组成，计邹鲁〈回忆鲁迅先生〉（转载）、期武〈鲁迅及其投枪〉、〈改造自己，改造世界——向鲁迅先生学习如何改造思想〉、悦艺〈鲁迅与司徒乔〉、亦工〈纪念鲁迅先生七绝五首〉。

鲁迅与新马华人的杂文时代

在新马文艺杂志史上，纪念鲁迅或出版鲁迅纪念专号似乎已成为一种传统。新马华人学习鲁迅思想与精神，是透过其杂文，具体而言，鲁迅杂文短小精悍，是富有战斗性的文艺形式，这一点被新马华人所踪迹。

文坛之所以推崇鲁迅（尤其是他的杂文），一方面是杂文直击要害，效能大，这和文体特色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是因马华文艺面对客观环境的压迫，如殖民主义剥削，以及内部民族败坏分子，需要直接的反应与批驳。其三，是当时马来亚贫乏的物质条件因素。

根据夏凝霜在《这还是杂文时代》一文的说法，“出版条件不发达也是促成杂感跟小品一枝独秀的因素。在马来亚，作家很少有机会出版单行本，文艺杂志的出版也不绝如缕，一般文艺工作者发表作品的地盘，几乎局限于几家大报的副刊，而副刊的篇幅窄小，只能容纳字数不多的作品，以短小精悍见称的杂文可说独得其便。”

另一位作者宋东风进一步为杂文的长处辩护：“杂文的文体，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思想和立场的，所以杂文作家必须对大是大非必有辨别的能力，以及热烈的爱与憎。当我们阅读杂文的时候，是最容易看出作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立场的。”

夏凝霜在《再谈杂文》继续指出：

“我们这个动乱的时代还是需要杂文这种锋利的文学艺术形式的。社会的急遽变动，先是的迫切的要求，使得作家无暇从事长篇巨制，慢慢铸造典型。尤其是目前马华社会，不特黑暗，腐化的势力，日益猖獗，并且文艺工作者还受了其他种种的客观条件的限制，譬如出版机会的缺乏，在在都促使写作人不得不拿起杂文这个短小精悍的武器来，发挥杂文那种匕首，投枪的特性，致敌于死命。”

同一期也有一篇刘泮溪的文章谈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作者指出鲁迅拥护杂文的意义：根据革命的需要，他首先明确他的杂文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然后决定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采用什么艺术手段，即是他的杂文的艺术手段要服从于事实，主题和思想的政治意识。这种服膺于政治思想的写作跟当时马华作者所追求的社会改革是一致的。

鲁迅在新马最受推崇的是杂文，自然是因为它的“投枪”、“匕首”的风格。如果说鲁迅杂文是清末到抗战前夕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缩印，独立建国后年代的马华杂文则反映了华人参与建国的某个侧面，而它在60、70年代的华文杂志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鲁迅、国家与新马建国文学

基本上，鲁迅的思想基柢是民族主义的，在国家体制的形成来看，是朝向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向前进，这跟他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本留学时，在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后，他决定弃医从文，《呐喊.自序》中有这么一句：“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可见他的国民意识萌芽之早。他的国家意识，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汉族中心主义的，二为正统观念主导，学界认为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中国民族学家李晓峰引证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的观点对鲁迅民族主义意识作如下阐释：

即便是鲁迅这样具有新思想的文化先驱，其民族国家意识依然是汉族正统思想。鲁迅曾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汉满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无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位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于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显然鲁迅的民族国家观带有鲜明的汉族——民族国家的特征，因此，他把汉族之外的免租包括这些民族建立的古代国家与其它国家等同起来，从而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传统中国（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对立观念。

虽然鲁迅鼓吹的批判国民性是冲着传统结构的改革，但这种对内的“改革”与对外（族）的“光复”本质上是对立的，鲁迅后来作《汉文学史纲》已非常清楚揭示了他的视角与观念。鲁迅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他的历史小说的英雄叙事中也可以找到踪影。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英雄形象，如狂人、夏瑜、女娲、后羿、大禹、墨子等，他早年写过《斯巴达之魂》，热情颂赞英雄。他的英雄情结一方面是民族范畴的深层意识，同时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国的上层建筑，这对海外离散华人寻求安身立命产生借鉴与启示作用，尤其有用的是华人寻求自强自救的文化民族主义资源。

然而，在政治态度上，鲁迅的思想与革命精神教育着和鼓舞着海外华人的国家意识，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此意义来说，鲁迅是超国界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而其普世性即在这里。鲁迅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以后殖民视角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实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