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读立自主

刚过去的622黑潮集会参与人数不如预期，部分原因除了如安华所言被烟霾因素影响，但有一部分过去曾参与集会的民众，开始对和平集会所能产生的实际意义抱有怀疑，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针对大选后各大黑潮集会的抱怨，其实源自于人们对于黑潮集会投以过高的期待导致。一旦这一连串在大选后由民联领袖主导的黑潮集会，无法在短期内带来明显的改变，群众原本高昂的志气，便容易被迷茫的虚无情绪所取代。

持平而论，我国自前届大选后陆续出现的各大示威活动，基本上都是相对温和的。集会按时解散，对当政者的冲击力有限，这自然跟参与集会者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有关。

有固定职业的集会参与者碍于现实考量，手停口停，不可能长期旷工无限期地参与集会活动。因此，温和的和平集会由于所需付出的代价不高，所以更能够吸引到大批市民的参与。针无两头利，温和的抗争模式自然不会为社会带来激烈的变革。这才是我国的和平集会不能带来及时改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直接介入非寻求代表

民联领袖的抗争手段过于单调，当然也有值得非议的地方。然而，马来西亚奉行议会民主制，当选的民联议员如果倡导过于激进的抗争方式，也不见得是十分讨好的举动。

此一尴尬的现实情况，大概就是导致民联领袖想要反抗国阵政府，但又举步维艰的关键所在。因此，民众与其再次习惯性地将对抗国阵的权力完全交托给民联阵营，不如自己主动介入，解决问题。

只要细心留意，不难发现我国已有不少的抗争行动，是以对当政者造成更具冲击的方式展开。624国会举办议员宣誓仪式的同时，便有数十位抗争者以躺街的方式，再次强烈表达对选举舞弊的不满。

类似的躺街行动，又跟近期香港一大批九十后的抗争者在游行期间“瞓街”的行为异曲同工。不同的是，我国执法单位根本受不了这类新颖的抗争模式，迅速逮捕了涉及的抗争人士。上述所提及有别于仅仅参与和平集会的抗争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NONE香港学者叶荫聪曾撰写过小册子《直接行动》，当中的第四章清楚说明了直接行动的原则，包括了非暴力抗争，公民抗命以及行动先于分析三大项，值得国人多加借鉴。

直接行动的定义众说纷纭，但仍可定性为强调抗争者的自主性，对于被认定为不公的议题，抗争者理应寻求“直接”而非“代表”的方式提出诉求，甚至直接对抗，以期待产生更为直接的变革效果。

有关直接行动的策略包括了以下六项，即围堵行动（blockade）、占屋（squatting）或闯入（break-in）、黑色方阵（black bloc）、全白行动（tute bianche)、文化干扰（cultural jamming）以及独立及行动者媒体(indy media)。

六种直接行动的策略

所谓的围堵行动（blockade）重点在于阻塞，意即有计划地针对某地点的所有重要通道，安排足够数量的示威者，造成出入口被瘫痪，重要会议被迫中止的效果。很明显，这是一种针对性极强，以及讲究周详部署的抗争模式。没有相对严谨的组织进行统筹，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一般上，过往在世界各地反对世贸会议的抗争群众，多半都会采取这种手段，可见效果相当显著。

再来，占屋（squatting）或闯入（break-in）所指的，则是闯入侵占的概念，操作起来多半是一群人有计划地突然占领某些即将被拆卸的建筑，导致拆迁工程暂时被迫暂停。当然，此一举动的真正目的多是为了突破媒体封锁，让占领行动所要带出的议题重新成为新闻焦点，制造话题，引起舆论压力。采取此一手段往往都会被视作触犯法律，而且还有可能是刑事罪行，因此不太可能长时间持续下去。

黑色方阵（black bloc）起源于欧美国家，不时见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各大反核运动中。示威者全身会穿上黑色的服饰与面罩，有时还会配备防毒面具，冲击警察防线，破坏大型连锁商店，甚至是投掷油漆弹或汽油弹，目的是为了挑战权威，以及打击具象征意义的大型企业。

由于奉行此一策略的示威者，通常是以突击的方式展开活动，所以未必会跟其他的示威游行人士沟通。需要澄清的是，黑色方阵的行动不应该直接与暴民的行径等同起来。一般而言，采取此一策略的示威者并不会攻击其他同行的示威人士，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协助被催泪弹袭击的民众。然而，由于黑色方阵的行为模式往往会被视作乖离非暴力抗争的大原则，因此是否属于直接行动的范畴，仍有争议。

NONE全白行动（tute bianche）通常被认定是从意大利的占屋行动中发展出来特有形式，由Ya Basta Association创立，示威者会穿戴更为齐备的保护装置，例如穿上厚厚的白色护垫，配备防毒面具甚至是头盔，然后冲击警方的防线。

若有留意苏丹街附近的街道转角，不难发现我国在不知觉间，已有零星的抗争者正在实践文化干扰（cultural jamming）的理念。所谓的文化干扰泛指所谓的广告破坏者（adbuster），例如将一些设立在路旁的广告栏，甚至是大型的广告版的内容，篡改成具明显抗争意思的讯息。

简言之，这种行为可以视作是一种将恶搞理念与抗争行动相结合的手段，用相对幽默搞怪的方式，让人时刻保持对相关议题的醒觉。某程度上而言，行动党的文宣经常在大选期间借力打力，篡改敌对阵营空洞单调的广告内容，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宣传，可以说是在实践着广告破坏者的理念。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文化干扰行动仍以相对简单的形式，如张贴自制的广告牌 ，或者涂改在候车站的广告栏等，还未形成庞大的群众活动，有创意的抗争者仍需努力。

筹组民间自主的网媒

笔者以为，上述六项策略当中，又以最后一项策略，即独立及行动者媒体，最值得国人考虑。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为了突破主流报章、电台以及电视台被外国大财团掌控的困局，自行设立媒体，直接报导民间状况，表达意见，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更有趣的是，这些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为了抗衡国内立场往往偏右的大型媒体集团，还会自动资助民间媒体的运作，这对我国而言，可谓难以想象。

我国长期处于资讯流通被钳制的不良处境，主流媒体报导的角度明显迎合官方立场。尽管民联三党已在此届大选前纷纷成立属于自己的网络媒体，然而政党的立场与群众的立场，毕竟还是有所区别。

群众所关注的课题，有可能不是政党会优先注意的事项。基于捍卫自身立场的不许被扭曲的前提之下，网络即时、免费以及影响力广大的优势，依然值得人们加以善用。筹备设立属于自身的网络媒体，借助无远弗届的传播能力，或多或少都会起到纠正偏颇报导的作用。

生活模式的直接民主

然而，直接行动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实际改变，这对于那些期待可以一劳永逸地将现状改变的人来说，可能又会是一件更加不得要领的事。在香港，九十后的社运分子同样在实践着直接行动的理念，但效果如何，则见仁见智了。

社会的变革，往往都是由多种不同因素，在时机成熟后相互碰撞之下，衍生出来的复杂现象。其中，又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有无产生实际的变化，决定了变革的力度。很多人都知道量变导致质变的道理。参与和平集会所能带来的直接效果，应该是持续壮大社会中求变的力量，因此还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是再和平的示威行动，只要参与的人数足够多，其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希腊是西方民主理念的发源地，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深受其害，但却一直被各方指责为应为这次的金融危机负上最大的责任，百口莫辩。因国内贪婪的金融投机分子与失责政府共同捅出的大篓子，牵连到民众需要为此负债。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最终催生出实验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需求。

直接民主的概念自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邦制的民主模式，但现今希腊的直接民主理念则是金融危机出现后，重新被民众倡导的生活方式。直接民主强调公民不需要通过代表，直接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大议题集体作出议决。

什么是作为生活模式的直接民主？从希腊直接民主行动的主要发起人查维南普斯马高拉斯（Charalampos Magoulas）的身上，即可窥见一二。马高拉斯是希腊雅典全国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每周末都会坚持到宪法广场去，或与战友搬来一大堆书籍，搞一场活读行动，又或者请来数位农夫自述教导失业的大众如何自给自足，在逆境中自救。爱书人士也能在社会危难之际，发挥积极作用，突破一无是处读书生的诅咒，实在叫人汗颜。当然，他还会配合独立社区媒体的代表，向公众讲解监督政府的方式。不难发现，类似的工作在我国已有人正在实践，只是距离普及尚远。

民主的实践因国而异，但民主的理念为了体现公平，捍卫公义，因此必然强调各种可以起到制衡作用的机制。各种机制的设立，便已说明了想要拥护民主理念的同时，又期待可以获得及时的改变，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悖论成分。

上文转述自各别书籍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明通过民主的方式追求公义，还存在着许多可供发挥的空间，期望读者可从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抗争模式。可以预示的是，直接行动的实践，更加考验群众的勇气与耐性。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