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砂拉越史至今始终是主体缺席的历史，自汶莱苏丹王国的统治，一直到加入马来西亚，它不断被切割、重组、渡让（遗弃）、收编，即便在今日马来西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体制内，它的命运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主体是一种思维内涵。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现代性是人类恒长追求的主体与目标。然而，在冷战年代，帝国强权在区域上的争夺，不仅导致一些国家沦为殖民地而丧失主体，某些第三世界区域甚至被瓜分、蹂躏，进而被商品化，作为交换物而存在。

二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布洛克家族把砂拉越渡让予英殖民政府；北婆罗洲更早于1878年被登特（Alfred Dent）从苏禄苏丹王朝手中取得，1881年，又把它交给英属婆罗洲公司，1963年转入马来西亚手中。从这一系列历史走马灯，婆罗洲的历史主体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对我们理解半世纪前砂州子民的反殖抗争有实际的帮助。

审视婆罗洲雨林与人事

在文学作品中，思想主体的缺席不仅标示着文本主题思想的飘浮与暧昧，文本意义也随之成为问题。李永平的小说，从《吉陵春秋》开始，历史主体即已从情节中消失，而文字成为作品的代言，根据评论者说，这是李永平文字修行的实践。

及至《朱翎漫游仙境》和《雨雪霏霏》，小说转而以漫游意识取代，叙事者带着小丫头朱翎在台北街头的漫游中诉说他在婆罗洲故乡的往事。他身处台北，思绪却无时无刻在梦中的婆罗洲和现实台北之间穿梭游走。《海东青》之后，表面看来，他回归故乡婆罗洲，实际上更像是书写家园失落之感。《大河尽头》少年永最终到了梦幻源头，发现终究不过是一滩石头、交媾和死亡。如此结局，是否说明主体确立之不可能？

诚然，在砂华三位著名作家——李永平、张贵兴和梁放的创作中，都不约而同对砂拉越冷战年代的左翼革命抗争有或深或浅的着墨。李永平写于大学时期的作品——《黑鸦与太阳》触及华人在那特殊年代面对的艰难日子，作者往后的创作风格基本已定。

在李张两人的小说中，婆罗洲雨林无非是成长的性启蒙和情欲激荡之地。阅读李永平和张贵兴后期的小说，常常迫使在地读者面对道德准绳与价值规范的严厉拷问，卫道者甚至对两人的写作诚意提出质疑与非议，自然无法留意它的美学策略。

原始密林，土著价值与信仰，以及张贵兴极度张扬、喧哗的笔触，往往受制于既定的书写意念，平静、苍郁的雨林被巧妙地“诱拐”至他们笔下的现代文明世界。他们在作品中以现代文明的规范去审视婆罗洲雨林与人事，正是各取所需。这正符合两人的后现代视野——去中心，而这中心恰恰是一直以来大家已熟识/舒适的意识、观念与氛围。

进一步说，问题出在两种观念的对立，一方强调雨林的物质性与客观性，另一方面试图以唯心改造雨林。问题是，双方对“雨林”的认知何以如此南辕北辙？“雨林”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可能？换句话说，作为客体的雨林如何与美学兼容而不失其纯美的本质？

反思冷战革命抗争叙事

就这一点，我以为梁放的新著《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下称《哭泣》）作了一个很好的交代。在文字与技巧的调控上，他对冷战时期革命抗争叙事的点点滴滴作了不无深刻的反思与剖析。

各小说人物曾义无反顾地参与反殖，惟那“只是最初的唯一共识”，后来他们都各走各路，命运也各有不同。高学历的瓦特追随马勒的路线，马勒反布洛克王朝把砂拉越渡让予英国，并且极力推动把砂拉越拼入南方（印尼）版图。另一边厢，主角之一——矮婶最初的反渡让、反殖，到“我”参与革命武装斗争，皆无非是寻求民族自决与主体身份的确立。

易言之，作为革命运动的一分子，他们不必然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帝国强权往往是在反共和遏制中苏势力的幌子下，把矛头对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任何形式的人民斗争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在冷战时期的50、60年代，它是最常见的反共标签化策略之一。

相应的，自治或独立后的执政集团往往继续挪用上述策略而屡试不爽。我们看到，执政集团先是打击异己，进而把反对力量一网打尽。新马（包括马来西亚成立后的砂拉越和沙巴）的内部安全法令、戒严、集中营（后来成了华人新村）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标签化的产物。《哭泣》勾勒了砂拉越在那个特殊年代，古晋城郊外新生村村民的苦难生活：

“戒严令二十四小时实施的日子里，任何一个时间，日夜不分，只要警铃响起，村子里男女老幼一律都得走出家门，双手搁在头上，一个个前往临时警署前的空地上蹲着集合、报到、点名。那都是发生在受监视最紧严的新生村呀！外边哪个警署给纵火，兵营给捣乱，我们都首当其冲，受尽了盘问、怀疑。我们的脸上都刺了青，是共产党？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再忍下去就会疯掉了。
等着瞧吧！不“共”给你们看看不是人！！！
搞场浓稠稠的，让你们够受！
等着瞧吧！！”

梁放以实写的笔触勾勒婆罗洲华人面对连续压迫后的反抗。小说主角半菜子“我”如被命运诅咒一般，懵懵然被卷进游击队伍中。“我”在时代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进了部队，随组织撤退到安全岛。由始至终，他仿如失去自己，犹如婆罗洲在大历史中的主体缺席，沦为被殖民主义势力蹂躏与践踏的命运。

对于殖民主义，梁放固然有所批评，然而，他对革命武装斗争也不见得宽容。小说中，“爸爸”曾以告诫的口吻说，“如果大家肯用心读点历史，从中借鉴，许多不必要的人为灾难都可以避免。这世间的一切，都一直在轮回。古往今来，多少智者已经参透的，都没有让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记取。”

对叙事者半菜子而言，那段经历“几乎是一种诅咒，我们并没有逃过那种非常时代给摆弄了一番的命运，爸爸与我。”而小说楔子中一行短短的马克思语录尤其显眼：If history repeats itself, first as a tragedy, second as a farce（历史不断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继而是闹剧）。也许这是对人类社会最好的箴言。

《哭泣》很好地把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无形中赋予小说一定的思想含量，说它是历史文本化的典范之作，一点都不为过。《哭泣》除了反思革命斗争的理想以外，也对华人沙文主义意识有所触及，当建国的优越感被“我”挑战时，即对“我”不留情面地大加奚落：你又黑又瘦。山芭佬，丑八怪！半菜拉子。

在婆罗洲小说中，这种叙事大概最早出现在李永平的《拉子妇》，长耳拉子女人不仅不被祖父接受为媳妇，往后更被丈夫嫌弃而返回长屋。《哭泣》在技巧上犹胜一筹，可以说是过去砂华小说中，书写此类题材的集大成者。

离散与认同之间的抉择

《哭泣》有一个特色，情节往往从半菜子的角度进行叙述。他早期的作品如《龙吐珠》已有先例，然而，《哭泣》在这方面发挥得更为娴熟、酣畅，这在马华作品中绝无仅有。文中的“我”是个华伊混血儿，聪明、善良、悲悯，甚至被建国批评为过于温情、谨小慎微。这些被视为性格上的严重缺陷，不无弔诡地使“我”成为大风浪中一只掉队的鸟：

“以往，每当冷月清照，一阵劲风吹动附近尼邦树梢沙沙在响，树上栖息的鸟群突然给惊醒，一呼百应，机警地纷纷展翅，顺着风，尾随着那起哄的第一只，飞往所谓更安全的地方。那些渐飞渐小、月光下显得凄厉的点点影子，最后也不见了，留下寂寥无边无际。那种情景，曾经让我感到彷徨，无助，绝望。”

小说结尾处，叙述父亲自北国返回热带岛国奔丧而不得不中途辍，间接宣誓了某种信念：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他明确地看到、体会到这里的社会结构，环境与经济与北国的根本差异。他给自己的身份找到定位；原来祖国是在这一片半躺在赤道上的土地上，从来就不该是他父辈们梦劳魂想的地方。

两代人，认同与选择各有不同，这也是当今马来西亚华人在离散与认同之间必须作出的坚定抉择。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