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隔一层书写】

曾几何时，一旦想起南洋便感到害怕。简陋的单层排屋，寂寥的白灯管，前院人们支起木方桌，竖几支冰啤磕花生聊天。

那是在台北生活以后。我开始害怕茶室和骑楼。下了飞机，我不得不重新面对热带生活。上了车我凝视窗外。平坦的地势上是扁平的夜，几面广告板晃过。在此我将丧失仅有的一小批读者。

偶尔，我会想起小时候那皱巴巴的铁水壶、绿色冰箱、红黄蓝色的懒人椅，一边缅怀一边感到害怕。好一段日子里我不知道自己正害怕些什么。

除了政治一片死寂

那也许是种贫穷的象征。当然是种相对意义上的。当时我还没去过寮国。相较起台北，马来西亚除了政治的喧闹，几乎是一片死寂。车子驶离单调的高速公路拐入永安镇，我所害怕的一切全在窗前出现。

香料小铺、文具店、老骑楼、石灰地连着波浪遮棚的小贩中心。夜深了，街上没人。这只是场预演。而吞噬一切的日常即将在翌日上演。早市，搵食，搵得好的在新辟的山坡上盖豪宅。其实我家对面便是一列豪宅。面对它们我感到贫穷。不仅是物质上，还有精神上。

据说好些留台初返的人们总有股失落。你可以在台北找到所有的文艺信息，回来以后却一无所有。政治上的一切流动得太快。从国会到报章到家家户户，从一场政治演说到早市到清晨的茶餐市。隔日新的笑话和口头禅诞生了，旧的被遗忘，人们乐此不疲地口耳相传。

所有的东西都和政治相关，从政党到教育到社会文化，从殖民时代到如今。确实，没有比换政府更着急的了，也没有比换政府的人民更着急的人了。这常常使我热血昂扬，也使我感到贫穷。

没有示弱的机会

我最贫穷的时候是在背包旅行的途中。当钱都花完，再没有能兑换的钞票，余下一个空的户口。一般上只有两个解决的办法。找个人借钱，或者赶紧滚回家。我选择了后者。结果得到泰国合艾买张到吉隆坡的票，租间小房过夜后，几乎已身无分文。

中午时分，我在路边吃一小碟炒饭，饥肠辘辘地走在街上，走过平时大可随意进出的餐厅咖啡馆。走着走着我想起王小波说中国百姓就是没尊严所以大可活得脏兮兮的，英国佬再穷都得喝杯体面的咖啡。我点了杯咖啡看书，用掉了晚餐一半的钱。霎时间，我害怕该怎么身无分文地活下去。

上了车子开过界以后，恐惧没有继续滋长。望着窗外，我晓得我还有个生存的空间。但如果没有呢？或许从前我们的先辈便是这么过来的，一无所有地渡海而来，或者被当作猪仔来卖。一直到如今，生存始终是我们最重视的。买一块土地，盖房，成家立业，子孙满堂。

我们得在这里捍卫母语和教育，在资本社会里成功，求保障。白手起家的一代，诞生医生和工程师的下一代。只要一弱下就被异族吞食，像温水里的青蛙。我们没有时间静下来，没有示弱、内化的机会。没有仔细思考贫穷的缝隙，只有不断努力致富，小心翼翼护卫随时溜走的一切。

打开大门的豪宅

半岛上的华裔害怕贫穷，就像害怕他们终将从地图上的一角消失一样。没有人好好地穷。即便是穷，也过着有朝一日终将致富的生活。我不知道作家是否是个贫穷的职业，毕竟不少作家都穷得一文不明。

中国历史上有个陶渊明，辞官引退，在山田里种菜酿酒。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波尔生于千里达小岛上一个穷家庭里，拿了奖学金到英国念书。毕业后，他在表哥供养下过了一阵清贫的日子，尝试写出好作品却苦恼得点眼泪都快掉了出来。之后搬到“一栋家具过多，几乎被弃置的阁楼公寓中”，为报章撰写评论，勉强餬口。马奎斯生于拉丁南美洲一户连兄弟姊妹有几个都搞不太清楚的家庭里。读大学时“永远缺钱”。毕业以后一度付不起房租，“几乎有一年都住在妓院里”。彷佛贫穷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有的作家自有他人生的哲理。像写《穷中谈吃》的舒国治。贫穷是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了无牵挂的轻盈与方便。像《流动的飨宴》（A Moveable Feast）里的海明威。辞去工作，妻子上班当儿到酒馆写作。为了忍住饥饿他走过漫长的街到博物馆里看画，看完了再走回那栋破旧的公寓里。其实对海明威而言，连死亡都只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站立在豪宅面前，我该以何种姿态面对？会不会有天碉堡似的大门打开，那里有一座舞台？听朋友说前阵子有个剧团在吉隆坡表演。租个小场地，舞台占了大半空间。后排的椅子一张张叠高，仍旧看不清楚。设备多是香港朋友架设的，只有一位主演者是本地人。

他执意回来。观众不多，有几位是老外，不知哪里打探到的消息。舞台是属于舞者的。衣衫褴褛的写作者希望有个简单干净的房，一个写字台，一张纸，一支笔。奢侈点，一顿简餐，一杯热咖啡。还有，开门招待的主人是个本土华人，老外看不懂中文。

郭史光治，1988年生，巴生人。毕业于台大中文系，写作者。着有散文集《爱恋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