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中祥（转载自 阳光时务 ）

 
旺中案是亚洲近五年来最大规模媒体并购案，对台湾媒体多元与言论自由的影响十分深远。虽然台湾媒体早已从“文人办报”走向“商人办报”的时代，但从来没有像 蔡衍明这样奔走于两岸，对台湾政治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大富豪拥有媒体。媒体是资本密集的产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经营媒体显得理所当然，然而，一但其市 场规模过大导致垄断，以及经营者有违新闻专业，将引起社会反弹。

其实，这次反对旺中集团垄断媒体的声浪，也隐含着对蔡衍明行事作风的不满，其经营媒体的适格性受到质疑。但蔡衍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会引发社会强烈反感？

这 其实不是旺旺中时集团第一次将媒体当作抹黑、整肃异己的武器。2009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审查旺旺集团购买中视、中天之董事长变更案，NCC提出七项附款有条件通过。然而，此举引发旺中集团强烈反弹，发动所属媒体连续几天以大幅版面抨击NCC是土皇帝，并在中国时报以“缉凶式”广告刊登三名NCC委员照片，批评其违法滥权。

一个原本可以公共辩论的议题转瞬间变成肉搏战，但也让反对旺中声浪越来越大。没多久，旺中集团不仅再度刊登广告要求批评他的人士道歉，并且寄发存证信函，扬 言控告瞿海源、郑秀玲、林惠玲、庄丰嘉、田习如、林幸妃、管中祥等7名学者与记者。传播学界随即发起联署谴责旺中，短短三天，高达二十三校、超过一百五十名传播学者联署，堪称新闻传播史上最大规模的传播学者串连抗议行动。在社会的庞大压力下，旺旺集团负责人蔡衍明亲自拜会几位传播科系主任，才结束这场台湾新闻史上的闹剧。

蔡衍明个人发言也多次引发争议。2009年，蔡衍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不讳言自己确实要求中时“不应批评总统与政府官员”，因为“公司老板不好，你应该做的是离开公司，而不是批评老板，马英九就像是大家选出来的老板，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批评”。

今年年初，蔡衍明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也表示，“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屠杀报导不是真的”、“中国在许多地方是很民主的”以及“记者虽然有批评的自由，但是下笔前必须考虑后果”。这些荒谬言论引起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反弹。虽然，蔡衍明及旺中集团指出访谈内容遭华盛顿邮报“断章取义，片面曲解”，但却拒绝与反对者公开对话，也不愿再次公开说明对六四的看法，更让社会不满。70多位学者及NGO工作者发起“当中时不再忠实，我们选择拒绝——拒绝中时运动”，自此拒 绝在中时媒体发表文章，获得1000多位学者及民众联署参与。

不只如此，《中国时报》接受中国福建省委托，在新闻中置入福建省省长的参访行程，将广告化为新闻，为其大作宣传，这种“卖新闻”的作法，有违新闻专业，更涉 及国家安全。不过，蔡衍明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在一场公听会上理直气壮地表示，“为何不让我赚光明正大的钱，要让我们赚偷偷摸摸的钱，这些广告有危害到国安吗？应赚那些钱，让媒体人有钱让节目做更好。”

事实上，经营者的适格性早已是民主国家媒体并购案的审查标准之一。例如，英国的“企业法”与“通讯传播法”除规定媒体并购应考虑媒体产业与内容的多元性，申请人的适格性也是重要条件。不过，就算撇开适格性不谈，这桩并购案也将对台湾媒体的多元性及言论自由造成极大的影响。

一旦旺中集团顺利并购经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中嘉集团，将能掌控14家有线电视系统，根据NCC的统计，其收视户数已达全台湾有线电视营运市场的27.59%，亦即全台将有三分一有线电视收视者的权益掌握在旺中集团的手中。

光看这样的规模就相当惊人，但这些数字还不是精确的调查，目前台湾电视产业的订户数大多由业者自行提报，NCC并未掌握真正的状况，若再加上业者间各式各样的合作经营、联合协议，以及旺中集团旗下不同类型媒体合纵连横所产生的综效作用，其影响力绝对更甚于此！

事实上，跨媒体结合（cross-media ownership）除了考虑“执照张数”及“持股比例”作为媒体集中化管制的条件外，德国媒体集中调查委员会（German Communication on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a）亦认为，需加入不同媒体对于公众意见的影响力与以接触率（access rate）作为电视收视占有率之基准，推估该集团“支配意见力量”（vorherrschende meinungsmacht）作为跨媒体执照核发的重要考虑。

以台湾的市场现实来看，有线电视系统是台湾最大的电视平台，将近65%的收视户必透过有线电视才能看到电视节目，更可怕的是，有线电视系统能影响的不只是自己的订户，其所代理的频道，都可能遭到下架的威胁，已具有言论市场的支配性力量。

简单说，现今媒体市场决定频道生存的并不是观众手上的选台器，而是垄断性广告购买机制以及有线电视系统，而后者宛如便利商店，恃其通路优势，不仅帮我们预先筛选了可购买的产品，也限制其它的厂商的食品在其平台上架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在某种垄断性的连锁便利商店，很难看到食品公司生产的产品。

同样的，一但旺中宽带拥有中嘉系统，不仅掌握庞大的有线电视市场，能够左右频道上下架，影响市场公平竞争，也可能造成新闻频道随时被迫下架的心理畏惧，媒体会自动闭嘴，不敢批评该集团势力的相关行径。旺中案已具备新闻价值中的冲突性、争议性，甚至对民主政治影响深远，但全台的有线电视新闻台几乎联合沉默，只有少数新闻台以极小的篇幅报导这个重要议题。换句话说，蔡衍明即使还没正式入主中嘉有线电视掌握讯息信道，寒蝉效应已然发生。

事实上，想进军台湾媒体市场的资本家不只有蔡衍明，旺中集团的成员除台湾首富蔡衍明、媒体大亨王令麟，台湾十大富豪之一、对台湾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前 国泰金控的副董长蔡鸿图也名列其中，而包括郭台铭、王雪红、蔡宏图、尹衍梁、王永在、林荣三等排行前十的大富豪，其本人或家族都投入媒体经营。

越来越多的跨国与金融资本进军媒体市场，他们透过资金的挥撒与挪移，不仅投资各样的产业，对于政治部门又有极大的影响力，一旦媒体掌握在这些资本家之手，新闻媒体即成为权力集团附庸，回归到党国时代的侍从角色，不但沦为权力集团传声筒与打击异己的工具，更无法扮演起民主社会公共领域与监督权力的角色，这种政商结盟的新威权媒体集团，对民主政治势必会有严重的影响。

今年是台湾解严二十五年，台湾社会虽已民主化，但却逐步从原本的党国控制，陷入到资本家操控的危机之中。虽然新闻媒体已不再受国家检查，但那些过去受到国家压制的市场在能量解放之后，却反过来压抑财力较弱的新声音，严重背离民主理想。

在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策略中，国家机器与资本相互渗透，关系愈来愈错综复杂，媒体从原本党国意识型态工具，不仅迅速沦为消费主义的商业器皿，更成为民主社会“去政治化”与“去公共性”的迷药，人们不仅容易沈浸于大众传媒体所建构的消费愉悦中，也越来越难从媒体资本家的操控的媒体中得知公共事务，公民参与政治的能量也因而遭到削弱，以致“媒体越大，民主越小”，从党国走向资本，台湾媒体从未真正独立。

媒体的问题从来就是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就必须透过政治解决。所谓的“政治问题”具有两个重要意涵，一是媒体在民主政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媒体就注定难以摆脱政治势力的层层纠葛；其次，媒体乱象的根本原因并非只在媒体本身，更涉及到人们设计用来控制、导引和规范媒体的各种政策、结构、补助、制度，以及作为引导的政治价值与意识型态。

徜若国家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思考与规划媒体政策，忽略媒体公共性及公民参与的重要价值，将会让台湾的民主陷入新威权时代。也因此，台湾的传媒政策该怎么走？是要维持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让资本家继续壮大，操控市场与言论，或者，强化公共介入的管制能量，建构商业、公共、小区、另类媒体并存的多元市场结构，恐怕是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而公民社会也势必要采取各样的政治行动才能对抗媒体霸权。

注：作者系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