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生案的深层意义

《大专法令》第15(5)(a)条款禁止大专生或大专组织，表达对任何政党支持、同情或反对的言论。而《联邦宪法》第10(1)(a)条款，则列明“所有公民拥有表达与言论的自由”。显然，一者限制言论自由，一者保障言论自由，条款的冲突之处，显而易见。而在宪法至上的原则下，与《联邦宪法》抵触的任何法律条文，都会无效。

然而，我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并非绝对。我国宪法清楚列明，第10(1)(a)条款受制于其但书，也就是第10(2)(a)条款。此条款则列明国会可以设定任何法律，来限制第10(1)(a)下的的言论自由。这类限制性法律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维系社会次序与公共道德、保护国会以及州立法会之特权，以及对付藐视法庭、诽谤与煽动犯罪之行为。

左手赋权，右手拿回

《联邦宪法》第二章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是我国宪法当中保障人权的部分。本章包含宪法第5至第12条款。上述案件涉及的第10条款，就在其中；而且可以说是多年来引发最多议论的条款之一。在第10条款下，宪法保障公民的三大自由：言论自由[1(a)]、集会自由[1(b)]以及结社自由[1(c)]。

这三大自由，都同样受制于但书，也就是国会得以立法限制自由。法律界有一个有趣的形容，宪法如此设计，宛如左手将权利赋予人民，右手又将权利拿回。然而，任何自由都不能是无限的。因此，抛开我国的具体情境，允许某种限制，似乎理所当然。

“国大生 案”关键，就是讨论国会是否可以立定《大专法令》第15条款，限制言论自由？要回答此问题，须探讨的就是，到底立定第15条款，是否是宪法当中言论自由之但书所允许。这接连牵涉到另一问题，到底国会是否可以任意立定任何限制性法律，还是这些限制性法律，必须是“合理”的？

大马政府以及高教部一方，提出较早的一个案例-PP v Pung Chen Choon。此案当中，最高法院法官提出，在我国，只要是在但书条款涵盖的领域之内，国会可以立定任何限制性法律，无需探讨合理性。这与印度的状况有所差异。印度宪法当中，基本自由条款的但书，明确提出限制必须是合理的。从字面对比我国与印度宪法的文本差异，本案的裁决似乎无可挑剔。

“西华案”：司法宁静革命

但刚刚在去年，我国司法，在此领域出现了一场宁静革命。在一宗并不引人注目的联邦法院裁决当中（Sivarasa Rasiah v Badan Peguam Malaysia，此后称“西华案”）， 法官推翻了之前案例。宪法有关“基本自由”的但书，列出了限制自由法律的几个“立法目的”（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与道德等等）。此案法官裁定，任何限制性的法律，必须能够“合理”的，落实但书当中列明的立法目的。

我国司法巨人，前联邦法院法官哥巴斯里南，并在本案判词当中提出“诠释宽窄论”，作为诠释攸关“基本自由”的宪法条文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宪法当中有关人民基本自由的保障，必须给予最宽阔的诠释。用一个比喻，如果宪保障人权的法字眼，是一束白光；法官应当犹如运用三菱镜，让其折射出七彩之光芒，涵盖一个字眼概念下，所有可能包含的内容。反之，任何限制宪法人权保障的但书或限制，都应该被最狭窄的诠释，使限制“基本自由”的法律，涵盖领域缩至最小。

技术性对比“CCPung案”与“西华案”，前者似乎是严格遵守法律的字面意思，奉行“字面诠释法”。后者则是跳脱文本，直接提炼相关法律整体的价值精神，并加以发扬。但在上述两案的脉络当中，这种区分法，未必精确。

“西华案”不能说是跳脱文本。《联邦宪法》“基本自由”保障的条款，虽然受制于但书。可是但书当中，也确实列明国会立法限制“基本自由”的“立法目的”。可见，我国宪法无意任由国会随意立法限制“基本自由”，反之要求国会遵循宪法列明的“立法目的”，方能进行限制。这种诠释，并不违背“字面诠释法”，同时又兼顾宪法精神，可谓是两全其美的诠释法。

两种司法态度

更深刻的审视，此二案例，可被视为展现了两种司法态度。一者抗拒司法介入立法权限，尽量不宣判任何国会立定之法律无效，将法律改革演进的责任，留给具有民意基础的立法机关。另一者的态度，主要诉诸“合理性”等抽象价值，以司法权力，在重大法律议题上发挥影响，以巩固国家宪政根基。前者是概念中的“司法克制”（主义），后者则是“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克制”批判“司法能动”，并认为法官并非民选，没有民意基础，所以不应引入个人价值，任意诠释立法机关立定之法律。这种批判错误之一，在于预设了司法判决是可以全然价值中立的；并误认僵硬刻板依循立法条文的法官，并没有引入个人价值。

其次，在现实例子上，力行“司法能动”的法官，也很少天马行空，“任意”诠释宪法。相反，如前面关于“西华案”的分析，进步法官其实是更深刻的探讨宪法的意义精神，而并无不当的引入个人主观价值。

诚然，法官并非民选。但在西敏寺制度下，行政与立法权的合一，意味着当权政府本来就拥有过于巨大之权力，需要司法更积极的行使制衡的职能。在马来西亚的具体脉络下，选举不公，加上人民民主意识之低落，政权的民意基础原本就收到质疑。司法的制衡功能，自然备受期待。“国大生案”获得人民欢呼，自然不会令人意外。

然而，“司法能动”在各国司法史当中，都不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历经1988年司法危机之后，我国司法独立之形象，更受到质疑。因此，把国家改革寄望于司法，似乎不切实际。一些突发案例带来的惊喜，或许不过是“漏网之鱼”，也往往可能在上诉到更高等级别法院后，出现逆转。

“西华案”纵使立下原则，即为了限制宪法中“基本自由”之条款，国会立法时必须确保“合理”。这虽然可说是相对于以往而言的一大进步，但未必可以万无一失的保护宪法内的人权条款。

在“国大生案”当中，由于上诉庭低于联邦法庭，法官无法不依循在联邦法院在“西华案”确立的原则。因此，虽然“国大生案”三司裁决是二票赞成，一票反对，三司却是一致认同，限制宪法保障人权条款之法律，必须经过“合理性”的考验。

何谓“合理”？

然而，针对何谓“合理”？却出现了分歧。刘国民法官认为，《大专法令》第１５条，用意在于保护大学与学子，免受政治思潮，尤其是极端思潮之渗透，影响教育功能，所以是“合理”的。林顿艾柏法官则认为，条文禁止学生参与民主过程当中的关键过程（指国会补选），所以是“不合理”的。有趣的是，两名法官没有把“合理性”的判断，明显联系到宪法但书列明的“立法目的”之上。

希山姆丁法官提出条文的荒谬性：大部分大学生，已超过18岁的法定成年年龄，拥有起诉/被诉的地位、能够结婚及扮演父母的角色、能够成为公司董事以及担任社团公职，但却偏偏没有表达政治意见之权利。

答辩方（大马政府与高教部）提出，《大专法令》的立定，符合第10(2)(a)当中“维系社会秩序与公共道德”之“立法目的”。希山姆丁法官还对此作出分析，指出学生表达政治意见，跟本不会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道德”；而根据国会辩论记录，有关部长在提出《大专法令》修正案时的发言，也根本没有提到“维系社会秩序与公共道德”的论点。

为先进评决护航

三名法官当中，其中一名对于“合理性”的标准有所差异。这似乎显示，引入“合理性”测验，并不能万无一失的保护宪法当中的人权条款，免受国会任意立法限制。

然而，这始终还是一项进步。在目前情况下，法官再也不能奉行不干涉立法的原则，推搪责任，拒绝判断国会立法之“合理性”。至于提出合理与否的依据，法官虽然有回旋之空间，但似乎难逃法律界甚至人民群众凝视的眼睛。

此外，“国大生案”和“西华案”，纵使是当下司法状态下的“漏网之鱼”、意外惊喜，但终究引起人么对课题之关注。单凭这一点，人民就应该对相关法官，肃然起敬。更重要的，人民应该持续对课题关注施压，为先进判决护航，让有意反扑的势力，有所顾忌。

明乎“国大生案”的深层意义，就不难理解国阵政权，为何最后极可能向联邦法院上诉。《大专法令》第15条的失效，意味大专生可以积极参与来届大选（目前尚未见大专生有所行动），为国阵之胜算，再添变数。

国阵要上诉的真正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联邦法院上诉，国阵才可能逆转同样属于联邦法院级别的“西华案”判决；重新确立国会立法不可被司法质疑的旧原则，一劳永逸避免往后再度出现类似“国大生案”的“意外惊喜”，断绝后患。因此，反对政府、高教部以及国大校方提出上诉的努力，远比目前人们之认知，来得关键。以当下零星的反对，似乎未见得足以左右国阵政权的抉择。

国阵成员党出现反对上诉声音，虽主要在意的是青年票之流失，但未尝不可视为具有实质意义的力量。不过，国阵最终可能假意抚顺年轻人意愿，宣布政府以及高教部不上诉，但却让国大校方自身提出上诉，“暗渡陈仓”；还以尊重大专学府自主权为借口，“划清界限”。

对于“国大案”的最终结局，人们似乎应该有“最坏打算”。在威权体制下，偶发的先进司法判决，原本就只有触发改革的“星火效应”。人民意识倘若无法让星火燎原，单靠少数先进精英推动变革，效果有限。

民主意识，是法治健全发展的基石。而唯有整体司法的真正独立，司法制衡才可能是体制常态。我国首相具有委任法官的实权。没有政权的轮替，就很难出现大量先进法官进入司法体系的现象。家国命运，看来还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