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比南非种族隔离还糟
学者呼唤“布城自由行”争权益
国际伊斯兰大学法学教授阿兹巴里因为评论雪州苏丹介入临检风波而被对付的事件,在我国学术圈子掀起反思。一批学术人员昨晚在马来亚大学举行的论坛,成为他们讨论自救、争取更多学术自由的平台。
他们所建议的其他一个抗议方案是效仿律师公会2007年抗议“林甘短片”司法丑闻的“公正之行”,号召学术人员也同样走上布城街头,表达不满。
国民大学资深研究员德尼逊再也苏里亚(Denison Jayasooria)就表示,“如果你能够号召1000名学术人员到布城游行,我认为政府必须聆听你的看法”。
国际伊斯兰大学法学教授阿兹巴里因为评论雪州苏丹介入临检风波而被对付的事件,在我国学术圈子掀起反思。一批学术人员昨晚在马来亚大学举行的论坛,成为他们讨论自救、争取更多学术自由的平台。
他们所建议的其他一个抗议方案是效仿律师公会2007年抗议“林甘短片”司法丑闻的“公正之行”,号召学术人员也同样走上布城街头,表达不满。
国民大学资深研究员德尼逊再也苏里亚(Denison Jayasooria)就表示,“如果你能够号召1000名学术人员到布城游行,我认为政府必须聆听你的看法”。
无论如何,他们也对学术人员冷淡的反应进行自省。
伊大2000人仅60人联署
阿兹巴里是上月遭到伊大停职调查,同时也面对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学生活跃分子旋即就号召一场700人的示威,表达学生的不满。但是,身为大学另一个主体的学术人员,目前仍然停留在发表文告表达不满,没有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来自伊大的宗教比较学副教授伊斯汉巴宛(Isham Pawan Ahmad)就对这种现象表示惭愧,表示整个伊大有2000名学术人员,却只有60人站出来联署声明支持阿都阿兹。
“如果我们只是向校长提呈60个名字,这是非常令人惭愧。”
学术人员协会需积极动员
马大资深研究员莫哈末依克玛(Muhammad Ikmal Mohd Said)也建议,学术人员应该像前辈一样举行一场集会,以争取更多学术自由。
他所指的集会是,学术人员1985年在马大举行的集会,以抗议两名理大学者哈欣胡申(Hashim Hussein Yaacob)和罗哈娜(Rohana Ariffin)分别被革职和降职的事件。
“每个学术人员协会都必须动员,比如再次举行一场集会表达学术人员对此课题的不满,就好像一场示威。”
不过,他也担忧,最终可能只有一小撮人现身参与。
学生鼓励引造临界点效应
无论如何,率领学生发动示威的半岛伊斯兰学生联盟领袖莫哈末查基(Mohd Zaki Sukery,右图)却鼓励学术人员说,他们不一定需要很大的集会出席人数,相反他们只需要人多到足以产生“临界点”(tipping point)效应。
“我们当时有大约2000人,但是这和伊大学生人数相比其实是很少。我们甚至必须从其他大学动员人来参与,但是有关活动却是一个临界点。”
他也表示,如果学生能够和学术人员联手,一起举行学术自由集会,那么他们就能够达到更大的人数。
昨晚的论坛是由三个学术人员组织联办,分别是伊大学术人员协会、马大学术人员协会,以及大马学术人员运动,事件主角阿兹巴里也亲自出席。
现场30多名出席者都是来自不同的国立和私立大学,他们也大胆批评大马的学术环境只会培育温顺、不批判的学术人员。
南非隔离时期都比大马好
来自理大的主讲人旺玛南(Wan Manan Wan Muda,左图左)就表示,与其他国家如日本和印尼学术人员获得宪法保障拥有更多自由相比,大马的学术人员就好像“次等公民”一样,无法评论时政。
“在日本,学术人员和大专生获得赋予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被视为更理智。但是这里的学术人员却好像此等公民。我们不能谈论、评论、发表文告,或是批评自己的大学。”
更糟糕的是,他表示,充斥政治委任的我国大学,比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大学还糟糕。
“我曾经一度遇到共和联邦大学协会总秘书,他曾经在种族隔离时期担任一所南非大学的校长。这间大学捍卫了它的学术自由和自主权,而种族分离政策不会影响其员工和学生。”
“难道我们有一个种族隔离政府,导致大学职员愿意接受外来者的指令?”
三分一联署学者是熟面孔
他表示,令人惭愧的是,大马学术环境自1985年以来却没有太大的改善。他点出,现今签署声明支持阿兹巴里的140名学者当中,竟有3分之1的人曾经挺身支持哈欣胡申和罗哈娜。
“我国在过去25年已经有了20间国立大学,但是我们却一点进步都没有。这20间国立大学有4万多名学术人员,但是我们却无法获得支持。我对这个学术运动感到越来越悲观,未来我们可能要靠学生来斗争。”
另外一名主讲人——诺丁汉大学副教授查哈隆(Zaharom Nain,右图)则表示,学术人员冷淡的问题,是因为新学术人员在一开始就受到过滤,已经接受“社会化”。
“新人没有站出来,因为他们早在挑选过程时就已经被社会化,确保他们是遵守指令。”
奖励当“蘑菇”非知识分子
他也形容言论自由在大马只能是一个“神话”。他补充,由于奖掖制度只会照顾那些“遵守指令、不想知道发生什么事和自私”的人,这也培养了许多只会把学者当成是工作的“蘑菇”(cendawan),而不是“知识分子”(cendikiawan)。
这让他相信,现有的学术人员其实是“第三等公民”,不会质疑制度,因为他们的工作是获得制度保障。
“公共知识分子是由其他人去扮演,他们更喜欢当宣传者。”
德尼逊和莫哈末查基也呼吁,学术人员将学术自由运动“人民化”,不应该是局限在学术圈子。这点也获得阿兹巴里的赞同,认为这场斗争并不只是针对他个人而已。
“我们必须人民化这场斗争,这不只是关于我一个人而已。人民必须感觉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