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全球”,打倒资本主义?
冷眼刊载: Oct 30, 2011 4:38 AM | 更新: Oct 30, 2011 4:40 AM
全球“占领运动”继续进行,已有超过80个国家的上千个城市曾参与。示威主要反对“金融霸权”、社会不公等等,“反对资本主义”也是一大诉求,特别是在香港等地。此外,各地还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包括反对核电、财政紧缩等等。
这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蓬勃并跨国发展。简单的说,大量累积的剩余资本面对实体经济发展瓶颈,便流入虚拟经济,造成金融资本到处流窜(热钱泛滥),并滋生匪夷所思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资产泡沫化、粮食等原产品价格高涨、金融风险失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不断扩张的内在要求,加上短期政治利益的驱使,使到各国政府无度开支、大量举债,掩盖危机、预支繁荣。结果,市场供需和资源配置受到扭曲、经济周期被人为缩短、景气大起大落、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此外,由于生产自动化、产业外移、经济转型、官商勾结等因素,再加上某些国家政府经济管理不当,导致就业增长不足,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首当其冲,失业问题严重。
另外,在不同国家里还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在奉行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能源军火大亨及政治游说集团支配了政治,影响了国家财富分配。一方面,金融寡头可以大玩金钱游戏赚尽快钱,搞砸了市场后却由政府动用公帑来收拾残局,让全球平民来买单,等到经营状况好转又大分花红。另一方面,富人通过不公平的税制和节漏税手段来避免缴税,使中产阶级承受重压,国家财源也难以承担国民医疗保健等福利开支。
在奉行朋党资本主义(严格的说,是朋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的马来西亚,又是另一番境况。政府通过巧立名目的“私营化”计划,让朋党垄断公用事业和其他不少行业,培养寻租的沃土。此外,政府财政连年赤字,通过不断给臃肿不堪的公务员大军调薪、向特定平民群体输送利益等等,一方面巩固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人为“提高”国民收入,刺激国内需求,并大征“铸币税”(seigniorage; 又称通胀税inflation tax),藉以减轻债务负担。朋党资本主义(又称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却无资本主义应有的效率。在这个制度下,劳动阶级被分化,社会严重不公。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矛盾,并不像一些诉诸狭隘国族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政客所说的那么简单,只是富国在剥削穷国。事实上,无论富国或穷国,都存在大部分下层阶级人士(“占领华尔街”示威者所说的“99%”)被小部分上层阶级分子(“1%”)剥削的现象;国家之间又往往存在富国资本家勾结穷国权贵剥削或迫害穷国下层人士的勾当(例如关丹稀土厂计划)。很明显的,当今世界的社会不公已日益接近不可忍受的地步,“占领运动”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一方面,各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共产国家”集团瓦解了才不过20年左右,很多人的心中仍有阴影,加上“第三条道路”仍然模糊不清,而北欧模式也不是轻易可复制的;所以,前路依然茫茫。“占领运动”的出现激励人心,只是因立场、动机不尽一致而具有很大的内部张力,是一场长期(可能是断断续续的)而艰苦的斗争。至少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像20世纪上半叶那种“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的气势。
这场运动标榜“没人组织、没有领袖”,所以诉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包括反财政紧缩(在希腊等国)、反种族主义、反战、反共和党(在美国)、反地产霸权(在香港)等,比较突出的是反金融霸权、反资本主义及反社会不公。诉求多了,相互间不免会有矛盾,譬如反财政紧缩和反资本主义之间。与财政紧缩相反的是财政宽松,后者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短期行为,而且是全球各地今天所出现的经济金融问题的主要祸根之一。(民众在政府当初大手大脚地先花未来钱时是不是笑嘻嘻地照单全收,现在出事了才来悔恨?如果今天政府继续采取宽松政策,国家财政能支撑吗?不只是南欧国家要反省,马来西亚政府和民众也应该以此为鉴。)如果诉求不能整合,作为一场国内政治运动,它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场国际运动就更不必说了。
“占领运动”参与者自称代表“99%”的人口,作为一种口号无可厚非,却不可当真。譬如,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金融业从业人员为数众多,未必都能站在那“99%”的群众当中;马来西亚大部分公务员在政府连年改善待遇后,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也未必能跟普通劳动阶级站在同一阵线。
再举个例子,高喊“反资本主义”者未必都真心反对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其反对姿态可能只是一时的个人境况使然,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已在大多数人的血液中流动。一个示威者可能早上才去排队抢购资本主义代表作“爱疯4S”,晚上就去“占领华尔街”。有些大学生则是背负了贷学金债务,加上就业前途一片暗淡,对现有体制感到反感而前来参与的。笔者亲眼所见,一些在60年代热血沸腾地参与“社阵”街头斗争的无产阶级青年,后来晋身资本家行列就换上了资本主义嘴脸。小学时代有个同学因家境贫寒,开口闭口“共产主义”,家里摆满了红色书刊,经常收听马共地下广播,成年后却往资本主义执政集团华基政党里钻营,终于晋身某党校高层,左倾思想就成了不欲回首的个人历史。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并无深刻反思,左倾充其量只是一时的“政治幼稚病”或一时的“酷”。
资本主义也通过提供少许向上流动性,分化了劳动阶级。例如,出身贫寒的乔布斯在美国通过个人努力,不但获得事业成功,还成为资本主义教父级人马。一个卖面小贩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借助政府宽松的外劳政策,雇用几名外劳代掌分档,而成为小资本家。大多数劳动人民会觉得改变体制太难,不如通过个人的努力或钻营往上爬,以期有朝一日晋身资产阶级,扭转被剥削的命运。于是乎,有人身兼数职、“跳飞机”,也有人“傍大腕”(或“大款”)、“捞偏门”、买头衔等等,只求不在资本主义浪潮中没顶,而不思改变游戏规则。或许资本主义的特性正符合贪婪、自私、短视的人性弱点,使它在人类社会中历久不衰。
在体制层面,世界上已没有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经济,只有混合经济。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姓资或姓社”,而是“偏资或偏社”,分别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制度里属于资本主义那部分代表竞争与效率,属于社会主义那部分就代表平衡与公正。由于两种制度已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摈弃任何一方都不容易。平心而论,资本主义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能够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不妨作为一种“必要之恶”加以利用。所以,理性的选择不应该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是控制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减少政治经济制度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并相对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是中国那一套披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衣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为体、以资本主义为用,力求打破资本主义下“繁荣与萧条交替”(boom-and-bust cycle)的怪圈。各国内部的具体做法应包括增加高收入阶级和企业的税务(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提出的向富人征收“巴菲特税”)、向金融投机活动征税、对奢侈品和高档住宅抽重税、减轻低收入阶级税负、给财政赤字设限、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和补贴、由国家资助社会服务以弥补企业投资降低所造成的就业缺口、由国家出资建设社会安全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迷思以为“国有化”(或公有制)就属于社会主义。前苏联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却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揭发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简言之就是国家取代资本家成了劳动阶级的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的云云定义中,就有一条把它解释为“一种由资本积累支配的制度,不论所有权”。再看看今天的马来西亚和中国,国有和国营企业多如牛毛,却与社会主义无关,只是权贵垄断市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剥削普罗大众的寻租工具。
基于集会的松散形态和集会者的多元诉求,有舆论将“占领运动”称为“民主嘉年华”,参与者为乌合之众,不寄予厚望。如果“占领运动”要改变给外界的刻板印象,抗议出一个成果,而不只是为集会而集会,就得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笔者认为他们应该组织起来,选出一些代表,进行全球串联协调,寻求最大公约数,集合力量向国际组织诉求、向各国朝野政党施压,争取落实上述国内政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世界,如果只有个别国家政府在压力下提高企业税务,资金就会流向其他国家,这样就解决不了问题。在国际治理方面,不妨提出实施“托宾税”以抑制货币投机活动、限制大宗商品投机、严格管制离岸避税天堂等等,以降低资本主义的祸害。(凡事都有代价,如果这些国内国际改革都能落实的话,经济成长率必然被拉低;不过,比起更公平的社会、更平稳的经济、更合理的政治、更受保护的资源环境和物种等等,这点代价不算什么。输家只有资本家和贪官污吏,赢家是“99%”的人!)当然,还得对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社会公正、经济稳定对自己的益处(如更好的社会治安、更友善的舆论、永续经营的环境等等)。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当然一点儿也不容易,不是10年、8年内能完成的,特别是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不接受政治压力,包括了巨大的中国。然而,除了朝这一方向努力,人们别无选择。
注:作者部落格http://rckfoong.blogspot.com
这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蓬勃并跨国发展。简单的说,大量累积的剩余资本面对实体经济发展瓶颈,便流入虚拟经济,造成金融资本到处流窜(热钱泛滥),并滋生匪夷所思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资产泡沫化、粮食等原产品价格高涨、金融风险失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不断扩张的内在要求,加上短期政治利益的驱使,使到各国政府无度开支、大量举债,掩盖危机、预支繁荣。结果,市场供需和资源配置受到扭曲、经济周期被人为缩短、景气大起大落、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此外,由于生产自动化、产业外移、经济转型、官商勾结等因素,再加上某些国家政府经济管理不当,导致就业增长不足,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首当其冲,失业问题严重。
另外,在不同国家里还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在奉行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能源军火大亨及政治游说集团支配了政治,影响了国家财富分配。一方面,金融寡头可以大玩金钱游戏赚尽快钱,搞砸了市场后却由政府动用公帑来收拾残局,让全球平民来买单,等到经营状况好转又大分花红。另一方面,富人通过不公平的税制和节漏税手段来避免缴税,使中产阶级承受重压,国家财源也难以承担国民医疗保健等福利开支。
在奉行朋党资本主义(严格的说,是朋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的马来西亚,又是另一番境况。政府通过巧立名目的“私营化”计划,让朋党垄断公用事业和其他不少行业,培养寻租的沃土。此外,政府财政连年赤字,通过不断给臃肿不堪的公务员大军调薪、向特定平民群体输送利益等等,一方面巩固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人为“提高”国民收入,刺激国内需求,并大征“铸币税”(seigniorage; 又称通胀税inflation tax),藉以减轻债务负担。朋党资本主义(又称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却无资本主义应有的效率。在这个制度下,劳动阶级被分化,社会严重不公。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矛盾,并不像一些诉诸狭隘国族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政客所说的那么简单,只是富国在剥削穷国。事实上,无论富国或穷国,都存在大部分下层阶级人士(“占领华尔街”示威者所说的“99%”)被小部分上层阶级分子(“1%”)剥削的现象;国家之间又往往存在富国资本家勾结穷国权贵剥削或迫害穷国下层人士的勾当(例如关丹稀土厂计划)。很明显的,当今世界的社会不公已日益接近不可忍受的地步,“占领运动”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一方面,各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共产国家”集团瓦解了才不过20年左右,很多人的心中仍有阴影,加上“第三条道路”仍然模糊不清,而北欧模式也不是轻易可复制的;所以,前路依然茫茫。“占领运动”的出现激励人心,只是因立场、动机不尽一致而具有很大的内部张力,是一场长期(可能是断断续续的)而艰苦的斗争。至少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像20世纪上半叶那种“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的气势。
这场运动标榜“没人组织、没有领袖”,所以诉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包括反财政紧缩(在希腊等国)、反种族主义、反战、反共和党(在美国)、反地产霸权(在香港)等,比较突出的是反金融霸权、反资本主义及反社会不公。诉求多了,相互间不免会有矛盾,譬如反财政紧缩和反资本主义之间。与财政紧缩相反的是财政宽松,后者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短期行为,而且是全球各地今天所出现的经济金融问题的主要祸根之一。(民众在政府当初大手大脚地先花未来钱时是不是笑嘻嘻地照单全收,现在出事了才来悔恨?如果今天政府继续采取宽松政策,国家财政能支撑吗?不只是南欧国家要反省,马来西亚政府和民众也应该以此为鉴。)如果诉求不能整合,作为一场国内政治运动,它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场国际运动就更不必说了。
“占领运动”参与者自称代表“99%”的人口,作为一种口号无可厚非,却不可当真。譬如,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金融业从业人员为数众多,未必都能站在那“99%”的群众当中;马来西亚大部分公务员在政府连年改善待遇后,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也未必能跟普通劳动阶级站在同一阵线。
再举个例子,高喊“反资本主义”者未必都真心反对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其反对姿态可能只是一时的个人境况使然,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已在大多数人的血液中流动。一个示威者可能早上才去排队抢购资本主义代表作“爱疯4S”,晚上就去“占领华尔街”。有些大学生则是背负了贷学金债务,加上就业前途一片暗淡,对现有体制感到反感而前来参与的。笔者亲眼所见,一些在60年代热血沸腾地参与“社阵”街头斗争的无产阶级青年,后来晋身资本家行列就换上了资本主义嘴脸。小学时代有个同学因家境贫寒,开口闭口“共产主义”,家里摆满了红色书刊,经常收听马共地下广播,成年后却往资本主义执政集团华基政党里钻营,终于晋身某党校高层,左倾思想就成了不欲回首的个人历史。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并无深刻反思,左倾充其量只是一时的“政治幼稚病”或一时的“酷”。
资本主义也通过提供少许向上流动性,分化了劳动阶级。例如,出身贫寒的乔布斯在美国通过个人努力,不但获得事业成功,还成为资本主义教父级人马。一个卖面小贩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借助政府宽松的外劳政策,雇用几名外劳代掌分档,而成为小资本家。大多数劳动人民会觉得改变体制太难,不如通过个人的努力或钻营往上爬,以期有朝一日晋身资产阶级,扭转被剥削的命运。于是乎,有人身兼数职、“跳飞机”,也有人“傍大腕”(或“大款”)、“捞偏门”、买头衔等等,只求不在资本主义浪潮中没顶,而不思改变游戏规则。或许资本主义的特性正符合贪婪、自私、短视的人性弱点,使它在人类社会中历久不衰。
在体制层面,世界上已没有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经济,只有混合经济。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姓资或姓社”,而是“偏资或偏社”,分别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制度里属于资本主义那部分代表竞争与效率,属于社会主义那部分就代表平衡与公正。由于两种制度已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摈弃任何一方都不容易。平心而论,资本主义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能够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不妨作为一种“必要之恶”加以利用。所以,理性的选择不应该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是控制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减少政治经济制度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并相对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是中国那一套披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衣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为体、以资本主义为用,力求打破资本主义下“繁荣与萧条交替”(boom-and-bust cycle)的怪圈。各国内部的具体做法应包括增加高收入阶级和企业的税务(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提出的向富人征收“巴菲特税”)、向金融投机活动征税、对奢侈品和高档住宅抽重税、减轻低收入阶级税负、给财政赤字设限、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和补贴、由国家资助社会服务以弥补企业投资降低所造成的就业缺口、由国家出资建设社会安全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迷思以为“国有化”(或公有制)就属于社会主义。前苏联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却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揭发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简言之就是国家取代资本家成了劳动阶级的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的云云定义中,就有一条把它解释为“一种由资本积累支配的制度,不论所有权”。再看看今天的马来西亚和中国,国有和国营企业多如牛毛,却与社会主义无关,只是权贵垄断市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剥削普罗大众的寻租工具。
基于集会的松散形态和集会者的多元诉求,有舆论将“占领运动”称为“民主嘉年华”,参与者为乌合之众,不寄予厚望。如果“占领运动”要改变给外界的刻板印象,抗议出一个成果,而不只是为集会而集会,就得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笔者认为他们应该组织起来,选出一些代表,进行全球串联协调,寻求最大公约数,集合力量向国际组织诉求、向各国朝野政党施压,争取落实上述国内政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世界,如果只有个别国家政府在压力下提高企业税务,资金就会流向其他国家,这样就解决不了问题。在国际治理方面,不妨提出实施“托宾税”以抑制货币投机活动、限制大宗商品投机、严格管制离岸避税天堂等等,以降低资本主义的祸害。(凡事都有代价,如果这些国内国际改革都能落实的话,经济成长率必然被拉低;不过,比起更公平的社会、更平稳的经济、更合理的政治、更受保护的资源环境和物种等等,这点代价不算什么。输家只有资本家和贪官污吏,赢家是“99%”的人!)当然,还得对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社会公正、经济稳定对自己的益处(如更好的社会治安、更友善的舆论、永续经营的环境等等)。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当然一点儿也不容易,不是10年、8年内能完成的,特别是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不接受政治压力,包括了巨大的中国。然而,除了朝这一方向努力,人们别无选择。
注:作者部落格http://rckfoon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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