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错失契机,有两个层面,一个微观的,一个宏观的。微观的是以个人的角度为出发来探讨事情,宏观的则是以国家的角度来探讨,而不管微观宏观,讨论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前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投诉教堂祈祷声过响”的事件。

先谈微观。错失良机体现在写文章之上。昨天本想写一篇挺学长吴建南的文章,但没想到因为昨日过忙想要迟几个小时写就永远失去了写文章挺建南的这个机会。因为吴建南早已公开道歉,在部长及示威的组织前握手言和(还春风满面的在巫统党旗面前举出食指高呼Satu Malaysia),并“声称”自己是分不清Azan(呼唤祈祷)和Kuliah Subuh(早晨讲座)之间的差别。对吴建南或示威团体而言,事情早已圆满解决,当然由不得他人来插嘴。

呼唤祈祷和早晨讲座的差别,相信只要有稍加注意的人都能清楚分辨。一者以阿拉伯文传播,另一者则是以马来西亚文进行。吴建南身为马大法律系的毕业生,也是小弟我的学长,而回教法正是所有国立大学法律系当中必修的科目,况且吴建南学长声称“长期饱受”回教堂发出的声量(不管是Azan还是Kuliah Subuh)困扰,如何会连如此基本的差别都辨识不出?

不过,既然建南已经如此声明,那咱们自然是无话可说,无法追究了。但更让人困扰的是,即便饶人清梦的不是Azan而是Kuliah Subuh,难道这就突然不重要了吗?被困扰就是被困扰,对非回教徒而言,呼唤祈祷和早晨讲座差别的就只是语言上所用的不同,既然困扰还是存在,怎么吴建南一声道歉问题就无影无踪了?这就是我想要讲的第二个宏观的错失良机。

或许吴建南是为了个人安全而着想,或是以我国族群的团结为出发点,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但问题是,我国何时沦落到如此地步,连理性讨论的空间都已消逝无踪?此项课题既已被挑起,当事人也真是深觉自己受到困扰(不管是Azan还是Kuliah),为何就不能通过双方之间的理性讨论来解决问题,寻求一个妥当的解决方案?如今吴建南投诉之后进而道歉,不是等于变相承认自己不应该挑起此课题吗?

回看另一件同样性质的事件,槟城19个回教团体联署要求停止举办7月歌台,理由是穿着性感、声量过高、扰人清梦,这一投诉一开始不也一样是挑起少数华人社会的极大反弹,认为侵犯了华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虽然我不认为歌台是华人信仰的组成部分)而闹得沸沸扬扬吗?但最后,也不是在双方开诚布公的交流以及讨论之后,达成共识,事情圆满解决吗?

对比两件事件,吴建南的最后时刻退守,不正是白白错失了一个探讨此课题的绝佳良机吗?机会一去不复返,随着吴建南的这一番道歉之后,以后即便再被教堂的声响给惊醒(吴建南言),那他也只好自己认栽,谁叫自己无端端跑去道歉,让事情反而变成了是自己的错误呢?!

最后,更应该追究的是为何吴建南写给政府相关部门的投诉信会被公开,进而成为攻击、骚扰当事人的主要利器?如果信件是从相关部门流出,那才是最可怕的!你可以想象,假设一个人到警察局去报警被打枪,警方非但没有去调查解决把匪徒逮捕归案,还进一步向抢匪通风报信,把报案者的个人资料公布给抢匪,这样的事情若真是发生,政府公信何在?

注:作者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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