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以勒
 
大马国家足球队相隔14年后在东南亚足球锦标赛惊喜夺冠，政府为此宣布2010年的最后一天为特别公假的即兴决定，社会的反应诚如《星洲日报》副新闻主任侯雅伦的评论文里所言，乃“有人欢喜有人愁”。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假期，有人高兴，也有人不高兴；有人认为是好事，也有人以为没有必要且极不恰当。

侯氏一文其实已清楚指明，认为有关公假不恰当也没必要的，主要是“当老板的，或是从事制造业者”，与此同时，“一天的额外公假对许多打工仔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由此分际，在支持“足球公假”与反对“足球公假”之间，或者更准确而言，这一番由于“足球公假”而产生的社会两极反应，就隐隐然浮现了一道不太为我们所注意、但又颇为清晰的界线——那是一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界线。

增加公假是劳动者的好事

多一天的公假，意味着一个原本是从事劳动的日子转换成了休息的日子，对广大的受薪雇员，也就是所谓的打工仔而言，除了一些特殊例子（如对学校新生报到日或迎新日所造成的困扰、由于银行无营业而没法进行薪资兑汇的打工仔、由于政府机关无办公而被迫苦等三天的公众等）之外，普遍上基本上都是利多于弊。

据大马雇主联合会所发布的数据，由于经济好景，今年私人界派发的花红比去年高，约有85%私人企业将派发花红，平均花红为2.3个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打工一族在年杪拿了花红后，又有一天的额外假期从天而降，可谓双喜临门。即便因着种种的因素，一些（或许多）雇员被雇主强制性要求在那天必须照常办公，以完结所有必须在年尾完结之业务，根据人力资源部的指示，他们也必须获得双薪或补假之补偿。简言之，从劳动者的利益而言，特别公假无论如何是好事一桩。

马华反映资本家利益与立场

劳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足球公假”既有利于劳动阶层，相对而言就是不利于资本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对于这次特别假期提出反对意见的，不外是资本家或其组织，例如大马雇主联合会、中华总商会、台商协会等等，他们的论点离不开影响国家经济、打乱商业计划和运作、增加企业成本、降低生产力竞争力、扰乱生意账目往来等等，总括而言，这些乃是资本家或资本组织站在其利益和立场，从资本利益的考量去作出反馈或回应。当然，其中还有人从法律和公权的角度，指出政府贸然宣布公假的不当，须另当别论。

马华公会副总会长颜炳寿大概是第一个不认同有关公假的政治人物，也大概是执政党里唯一不认同的人，这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当初马华本来就是由一批华社资本精英所创立，虽然后来其组织结构已发生变化，党员的组成呈现多元阶级的面貌，但该党的意识形态基本上仍然是保守右倾的亲商主义和资本主义；进一步而言，对于政府的政策措施（例如这一次的“足球公假”课题），资本家或资本组织站在其利益和立场，从资本利益的考量去作出反馈或回应，完全是合法且正常的，我们要问的，应该是：

媒体缺乏劳动者的声音

一、传播媒体在刊载资本方的意见同时，有没有也向读者传达来自劳动者的声音，并确保来自资本与劳动的意见在新闻篇幅上是平衡的？

二、资本主义的马华公会为资本利益说话无可厚非，而那些自诩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左倾政党，有没有站在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立场，为那些他们应当为之说话的阶级群众而说话？

最后也谈谈一些个人感受吧。“足球公假”那一天，我这个打工仔八点多起身，到附近巴刹买了早餐回家后，就很悠哉游哉的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因为确实悠闲得很，那天多读了一些关于大马国足夺冠的新闻报导和球评文章。然后，我这个平时不看足球、甚至对足球还有点厌恶感的“球盲”，开始知道了那位运筹帷幄点将成金的主帅拉嘉哥巴、球艺精湛并成功夺取本届赛会金靴奖的前锋沙菲依、发挥如有神助的门将凯鲁法米，以及我们这一支赛会平均年龄最小的“幼虎”在作客雅加达赛场时，如何顶住了近10万印尼球迷的压力和印尼球队的疯狂攻门，展现出追求胜利时高昂的战斗与团队精神。

体育竞赛有时需要激情

如果政府仅仅是以表扬会或奖励金来奖赏表扬他们，也许这很符合资本利益的计算，但是像我这样的足球白痴恐怕永远就不知道我们国家足球队曾有过什么样的成就了。

看看美国职业篮球赛和英国足球联赛那些球迷的疯狂程度，即便本身城市的球队打得多么烂、排名如何包尾，但各别球队的球迷仍然不问回报也不怨天尤人的给予他们的球队最大的支持。大部分大马人都对我们的运动员寄予许多期望，但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付出足够的激情，在他们胜利时发出最响亮的欢呼，在他们失败时表达诚挚的安慰呢？

东南亚足球锦标赛桂冠也许不是什么惊人成就，大马的足球队也许距离世界级别的水平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是，运动，有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些不理智、不赚钱、不划算，甚至不知所谓、迹近疯狂的激情，这些，都是锱铢必较的资本利益计算，所无法提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