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在网络之前已经拥有自如表达的可能，网络的出现最多不过是一个表达平台的转移而已。

而在我国，网络成了一个特色的舆论场，成为显示草根力量的舞台。这个网络科技的普及，带来了一个表达的言论权利突然释放的时代！

然而这种网络科技的普遍化，却使部分当权领袖犯上“网络焦虑”情绪：

一、为边缘感焦虑，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民意不够；

二、为委屈感焦虑，对网络交流气氛不适应；

三、为危机感焦虑，难以面对“网络问责风暴”。

我想，这三种焦虑总起来看，就是我们的领袖无法进入或者无法很好地进入，正在兴起的我国特色的舆论场。

网络是一种技术，更是技术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新的技术，

虽然它在社会使用上并无门槛，但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心理测验，就像用MP3听歌并无门槛，但中年以上的人很少使用这种设备。

部分官员领袖很少接触网络，体现了与“新时代”特性在心理上的疏离，这应该说是一种代沟，不只是年龄的代沟，也是文化的代沟。

官员领袖徘徊在网络边缘，可能还与“体制”因素有关。

官员领袖是体制感最强的一群人，而任何新兴的东西往往都缺乏体制上的正规性。

网络从一种娱乐或工作的手段，演变为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一，速度比历史上任何基础性建构的成长都要快得多。网络迅速成长，必然使得特别有体制感、特别讲正规性的人迅速被边缘化。

事实上，不只是官员领袖，还包括整个社会，都在面临着网络的冲击。

今天的我国社会，就其体制而言，并未完成现代转型，而网络具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所有特性。因此，社会体制与网络文化之间的撞击，在我国显得尤其剧烈。

领袖官员活动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之中，这在我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常态。

这个“保护环境”，表现为领袖官员在一个活动中出场，往往是一场精心的组织与安排，使之面对的不是直接的民意，而是一系列客气的甚至被设计过的寒暄。而且这种保护机制在社会体制的安排下，使领袖官员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被过滤的“净化”信息，无论他握住一只手，还是看到一张报，接收和发送的都是合乎制度仪轨的信息。

这样的局面，在网络上被打破了。网络以电子运动的速度使制度仪轨的安排无从下手，也以虚拟性所构成的盾牌完成了普通社会成员，对制度仪轨和官员领袖的敬畏感的切除。

网络，这是普通人的狂欢之所，平等在虚拟空间里实现了，官员在网络上不再能够获得人们表演性的尊敬，而是面对着直截了当的态度和声音。

所谓委屈感焦虑和危机感焦虑，显示的不过是，未曾面对直接民意的陡遇之时的不适应而已，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网络在我国会产生更大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官员在网络面前的焦虑，代表了有待更新的体制对网络的焦虑。

网络使信息管理面对着无限的人群，而不只是从前有限的几个发声机器，这个现实，使得信息过于严格的控制变得困难重重顺应、抗拒还是游离，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改变自己，还是改变网络，领袖官员和体制都面临选择。

我的意思不是要唱一曲网络的颂歌，而且网络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主流也好，本质也好，网络使公民的真实意见获得方便的表达机会，虚应故事与相互做戏因此显得荒唐。

坚持把人重新训回过去的局面，总体上是不可能的，那样的努力也是无效的，这不只是愚笨，还会显出“强制虚伪”的不正当性。而焦虑除了显示对变化的一种本能的惶然，就是对新规则的体制性不安。

注：作者部落格 http://www.ksming.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