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行动月读

如果你有出席两个月前的“当代马来西亚政治理念制度之省思”研讨会，相信多少都会为张景云、许德发两位遭网民抨击的遭遇叫屈。

这里的“叫屈”，和我们在早前为陈亚才感受到的“不平”不太一样。毕境，水上乌巴风波的来龙去脉是一清二楚的，陈氏批评林冠英或槟州行动党“党政不分”、从而引来狂热支持者的盲目批评，基本就是忠言逆耳的戏码。

但张许两位的遭遇与媒体报导失当有关，乃至于他们除了要应付公众对苦口良言的预期反噬，还要承受额外的舆论压力。

新闻报导失当的缘由

张氏当然是讲过“如果我是槟城选民，我会叫林冠英滚蛋”这句话。但是以一个在场观众的观感，我以为这句话与其说是严厉指控，更像是批评行动党党内民主欠佳的调侃（所以当天大家都哄堂大笑不是吗）。

如果张氏当天整段发言就只是内容空洞的笑话表演，我们自然要批评他在严肃的研讨会上说空话有何不当。但对于整段发言偶一为之的玩笑，个别媒体采取放大又省略其玩笑意味的书写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张氏形象，很自然就是蛮横无礼，而非谈笑风声了。

不管张氏这句玩笑是否高估了行动党及其支持者（幽默感也好，气度也罢），如此这样的书写策略，却迫使他得面对额外的压力，我以为是说不过去的。

许氏的状况显然比较严重。他〈分歧的社会公义观：华巫族群权益争夺下的“平等”及“公正”论述〉一文先是分析与批评华、巫两族的社会公义观念，从而证成我国在权益分配上难有共识的思想根缘。

要强调的是，许氏对族群社会公义观的批评，是双方面的（即批华裔的，也攻巫裔的），个别媒体报导的失误之一，就在于缺了批评巫裔方面的报导。

更何况，许氏论述架构颇为复杂和庞大，原本就不易于简化到方便公众理解；其对华裔族群意识的反省和批判，在仍不乏华族悲情意识者大有人在的当下，本来就容易引起反弹。因简化不当而引起（或加剧）误解和反弹，我想这也是不合理的。

有必要报导学术活动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场风波呢？它对我们有什么认知意义呢？

学术界举办研讨会，除了广邀公众出席，同时亦开放予媒体报导，当然无可厚非。假设我们相信学术工作可以提供社会认识意义，那么把学术成果理解为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来处理与发布，亦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不是不能想像，图书馆在全国的分布率其实不高，鲜为人问津的学术专书能受到各地书店青睐而上架也未免太过天方夜谭，以书籍作为面向大众的媒介，就现在而言算不上理想的知识普及之道。

这也许是何以媒体报导作为各类学术研讨会面向大众之法，是国内（至少在华文圈）的共识。公众虽然受限于空间（在远方不便前来）、时间（在上班不能出席）甚至是金钱（有的研讨会报名费颇高），但能透过媒体了解最低限度的内容，不至于全无接触的可能。只要课题不至于过于泠门，我们总是能在不同媒体上读到像是社科、文学、历史、宗教研讨会的报导，不是吗？

两者的本质本不相融

不过，当我们渐渐习惯享有媒体在这方面的便利之时，是否忘了其在学术会议有着本质上的不相融之处呢？比如，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探求真理，设想的沟通对像是同行（而未必是公众），为了精准地展开讨论，无可避免地必须使用术语，并采用相对复杂的句式；媒体报导的本意在于传播资讯，预想读者是普罗大众，可读性乃是它们的重要考量，因此尽可能运用简单、日常用的语言表达。

根据这些基本差异，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何以比起新闻报导，学术论文的篇幅、撰写时间都比较长了：前者挑明结论和最低限度的背景即可，前者却得一一展示前题、问题、证据、推论过程才行，对不？

也就是说，某项信息从学术论文、主题演讲，转化成新闻报导，其在形式有着多方面的转化：语言由精深转化为浅显易懂、篇幅由长化短（还记得媒体通识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把新闻重点浓缩成文章首几段吗）、内容由繁化简，等等。

以上还只是就文章形式上的区别，新闻还有另一个本质就是“新”，讲究即时、新鲜。要求记者与编辑在少于二十四小时内的时间，将学者酝酿多时的复杂长文，处理成一般公众能看得懂的报导，难度可谓极高，简化和省略也许根本是必然。

更何况，媒体本身有自己的议程设定，记者和编辑裁剪报导，重笔写什么，泠处理什么，报导直到最后出炉都难脱其影响。

学术内容转化为新闻的局限

回看不同媒体如何处理张许两人言论的报导。对于前者，有的则选择集中处理张氏对天兵策略的批评，并为“滚蛋”二字标上引号，表示有所保留；有的则直接将滚蛋论打在标题，也许是出自于对林氏偶像化的问题意识，也有可能纯粹是为了吸晴。

对于后者，有的报馆倾向整体地呈现许氏的论述，强调我国整体社群缺乏公共的社会公义观；有的则突出许氏对当日华族公义观的精彩批判，可能是有意炒作，也可能是源自对华裔民族主义的批判议程。

一般认为，提升新闻从业员的素质会是有效方法，但在我看来，最大程度上避免断章取义式的误导已是极限。就算扣掉此类低级错误，报导仍会因简化而流失信息、因议程设定而另有一番诠释等等，我怀疑这些是无可避免的局限。

要强调的是，选择突出某位学者论述的某方面内容，不一定是断章取义，只是叙事次序先后不同而己。不要忘记，一家媒体之所以能够拥有鲜明个性，条件之一便是具有高度独特的问题意识，根据议程设定突出某个重点，稍后补上整体背景，乃是常见的新闻书写格式。

对于网络上对学者的胡乱批评，我们除了归因于“网民的普遍素质不高”、“马来西亚公民有时太过政治化”，或许还可以考虑其对媒体作业模式的理解不足。

近年来，在各造努力之下（像黄进发等知识份子发起罢写运动、各方新兴媒体努力建设替代空间、邱光耀各地演说等等），普罗大众对报业垄断、抄袭造假、自我阉割等媒体作业问题有了较高的醒觉。而今天部份网民直接根据研讨会报导就做出轻率批评，误把媒体呈现出来的局部内容当作整体真相，多少反映了论者未意识到媒体转化学术内容的局限有别。

学界需加强知识普及

综上所述，学术与媒体在这方面的串连模式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顺利，种种局限似乎不是单靠媒体提升自我素质、加强自我兢制就能化解得了的。我们不要误认主次之分：学术研讨会的主体终究是学界，而非媒体。

任凭后者如何加强，其提供的仍然是经过转化的二手消息，学界才是源头。也许还是要搬回一句老话：解玲还系系铃人，由学界更为主动地针对公众输出普及论述（而非硬式说理），才能有效化解媒体报导的风险。

我们也许忘了，学术界之于知识，除了有学术研讨、论文发布这“钻研知识”的纵向发展，还有举办公开课、撰写通识著作这“普及知识”的横向扩充。张康文曾撰文指，我国大专通识教育仍未有令人满意的发展。

愚见以为，学界未能就媒体报导（不管基于低级错误还是议程设定）而引发的风波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回应，也许再次印证了他的判断。毕境，如果学界若在平时常办公开课、通识课，又拥有一批能够深入浅出撰写通识著作的学者群，理应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普及知识管道。

一个遭受到误解的学术圈子，要是其面向大众的能力充足，按理会善用自身作为当事者的合理性，从媒体背后跳到前线直面受众，保守一点至少澄清误会，开放一些甚至会试图梳理、深化讨论，对不对？

错过社会学习机会

再来，我们也许还得讨论到书业的作用。如文上指出，就算学界要输出知识，也得靠出版社和书店有能力、且有意愿经营不太能赚钱的通识书籍，否则无从建立起有效的全国网络。

公众就算借助网络与媒体之便，读到了某个研讨会报导、观看了某场通识课等等，从而对某个主题有了兴趣，也只能到喉不到肺，无法轻易获得更进一步、更加丰富的读物持续深化认知。这也许可以另拟一个题目，暂时不表。

之所以突然将书业纳入进来，意在描绘知识普及的多方面向。由此回看张许风波，我们甚至会觉得有点可惜不是吗？这当然不是指两位的遭遇，而是我们似乎没有捉住这一闪而过的学习机会。

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尽管误会徒生、混淆重重，但当天主题，诸如天兵政策、乡土情怀、党内民主、社会公义观、自由主义等政治观念，确实成为了公众的焦点，而各造其实只要扣准这些主题予以解说和讨论，这场乱像也许就能少一点混乱，多一点言论建设。

比如，关于张氏针对天兵策略开展出来的选战伦理议题，相信不少人都会联想起早前另一种观点：从大选整体成败得失来看，将已有颇高胜算的“保垒区”交由新人接手、把麾下猛将调离原有地区攻略新领地，乃是一种即能培练新人、又可开僻疆土的良策。那么，时评家大可揭示出两种观点背后的伦理立场，并且加以比对，陈述对民主选举的利弊，对不？

又比如，书评家大可为大家介绍许氏文中提到的罗尔斯和其经典巨著《正义论》，谈谈什么是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而底蕴更丰富更有余力的学界也许可以大胆一点，可以一迸介绍他的论敌桑德尔（他不是最近因在哈佛大学开办“正义”公开课而广受欢迎吗），谈谈他当年如何以《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裉》深入批评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立场，这既可以协助公众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又可以让本地读者在读过桑德尔的通识著作后，见识其真材实料的学术功底，岂不美哉？

总而言之，学界、媒体、书界等不同领域都在普及知识工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领域所提供的管道，各有特色，各有局限，唯有管道与管道之间相互回应与抗衡，才能形成较为理想的知识传播系统。

我们常批评当朝政权和官僚系统的危机管理能力欠佳，但各造在张许风波中表现欠佳，多少反映了我们普及知识系统不够敏感也不够弹性。这将局限社会捕捉学习机会，事关公民社会的成长，值得我们深思。

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